八月的湘西，山色苍茫，层峦如黛。319国道蜿蜒于武陵山深处。很少有人知道，在湖南怀化境内，这条国道的大致重叠着一条古老的驿道，这便是曾经的京昆驿道。在沅陵县凉水井镇陶饭铺村，曾经的古驿道旁，一块浅灰色的石碑默然矗立——它属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属于一群在战火中徒步南迁的师生。
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湘滇黔步行团”走过这里。他们从长沙出发，穿越湘西，最终抵达昆明，全程1671公里。怀化段驿道，成为这条文化长征中不可磨灭的一站：界亭驿、马底驿、辰阳驿、怀化驿、晃州驿……一个个古老的地名，因一群知识分子的步履而被赋予新的意义。
石碑正面，“西联湘黔滇旅行团纪念地”十字正红如血，肃穆而坚韧。背面则镌刻着路线图与事略，仿佛将一段峥嵘岁月凝固于石板之间。那是冯友兰笔下“抵绝徼，继讲说”的精神，是“诗书丧，犹有舌”的风骨。他们用双脚丈量山河，以书本作盾，以知识为烽火，在离乱之年守护文明的火种。
如今，驿道早已不复当年，虽然眼前的青山依然苍翠。站在碑前，你仍仿佛能听见当年的足音——那些年轻的、坚定的步伐，踏过辰阳的晨雾与暮霭，穿过烽火与弦歌，一直回荡在武陵的山风里，蜿蜒在京昆古道的每一处转折之中。
烽火烟云，路是难舍的离别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战争的炮火转瞬便至北平。7月28日北平沦陷，天津岌岌可危。8月初，为保存文化血脉，不让中国的教育为日本人所左右，位于北平及天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决定撤退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多数师生，面对日军许下的重利诱惑，不为所动，毅然抛弃了在日占区的舒适生活，跟随学校南下。
1937年10月25日，在重重艰难阻碍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正式开课。在长沙的这段时间，联大师生们常常遇见空袭，每有警报，师生们都躲藏在圣经学校地下室内。当时在长沙避难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家曾在家中不幸遭遇空袭，接连躲过两个炸弹的他们在前往临时大学防空壕的路上，又遇见一架轰炸机投弹，就在一家人紧紧相拥慨然赴死之际，发现是枚哑弹，才得以保住全家性命。
战火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蔓延。12月13日南京失陷，武汉告急，长沙成为后防重镇已不再安全。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大学，百般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南迁至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到此第四次南渡，师生们的惶惶不安从一句“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之中便可尽显其意。
当时，“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1000余名学生有部分热血青年选择了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另一部分学生选择退学或转校，最终有878名学生愿意赴滇。
除去女生、身体不便或不愿步行的学生，有267名学生选择加入“湘黔滇旅行团”。另有以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等为代表的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和以团长东北军黄师岳中将为首的4名军事教官并队医等合计300余人，共同开启了这场中国现代史上旷世的“文化长征”。
道阻且长，路是不屈的热血
“湘黔滇旅行团”2月20日自长沙出发，3月3日从太平铺进入怀化沅陵县。出发前，旅行团曾听闻许多恐怖言论，称湘西土匪如毛、杀人越货，云贵穷山恶水、毒蛇猛兽，危险万状。因此一过桃源到沅陵境内，不少团员们便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事实上旅行团虽未遇见上述险情，但其中种种艰难困苦亦不可小觑。翻阅曾经联大师生所写记叙此次旅程的文章，我们了解到当时出发前旅行团每人发放咔叽布黄军服两套，黑色棉大衣、油纸伞、绑腿、草鞋、旅行袋、水壶及搪瓷饭碗各一件，每人每天膳费4毛钱，另有2毛钱零用多被用于购置草鞋。团员们的宿营地常为学校、旧客栈甚至是古庙。“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有一栏猪陪着你睡，发出来一阵阵难闻的腥气。”
除物资的匮乏、住宿环境的恶劣外，长途跋涉的旅程也带给师生们不小的挑战。脚板起泡几乎是人人都有的，医治这些费去了医务处的大半时间，直到后来个个脚板皮都变老了，赤脚穿草鞋也不再磨起水泡，“头和手添上一层黝黑的皮肤，加上微微的黑须，更显示出我们的壮健”。
一开始旅行团是二列纵队，团员们竭力跟上队伍之余还要提防踩到别人，或别人踩到自己脚后跟，暗地叫苦不止。后团长黄师岳发话“只不准超前，落伍者听便”，团员们才稍分散一些，但不管落伍多远，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一个也不少。落伍的团员们戏称自己是在“打游击”，虽是“游击”，但哪怕其中最差劲的团员，在十天之后也能毫不费劲地走上十四五公里。
且行且看，路是心灵的驿站
在这场历时68天的旅程中，团员们实际步行40天整，乘船4天，乘车1天，休息23天。因沅陵风雪所阻，停留时间最长，于3月3日入沅陵，14日离开，期间在沅陵县城休息7天，共计12天。
在一个县城停留如此之久，对“湘黔滇旅行团”来说是唯一一次。5天的赶路经历让团员们对湘西山路之险有了初步的了解，“一边是山坡，一边是深谷，公路打从山腰经过，掉下去准只能拾起一把骨头”。除开难行的山路外，旅行团于沅陵马底驿前夜宿时甚至听闻有万余匪徒渡河来犯，许多团员因此一夜未睡。至沅陵县内客栈夜宿时，又恰逢风雪大作，一些团员居住的客栈年久失修，“以致室外大雨，室内则细雨霏霏”，团员们只能把油布盖在被子上连头也一起蒙住。
在沅陵，层出不穷的考验不断磨炼着旅行团团员们心志的同时，一路如诗如画的美景又给予了团员以心灵上的抚慰。团员们或游酉水，赏“山城雪霁，景色极佳”；或访龙兴讲寺，见“回廊曲径，亦多雅致”；或于江边远眺，望“雪后万山环列如玉峰琼宇”。
林徽因及梁思成一家随后乘车南迁时，亦为其“秀丽又雄壮”的景致所震惊。她先后给沈从文写信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的。”“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
砥砺前行，路是如磐的信念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灾难，在轻易剥夺人们生命的同时，还要在其心中投下无尽的阴影，使人失去信念，走向迷茫。从长沙到昆明，这场历经千辛的“文化长征”恰似一根坚韧且清晰的线，帮助稚嫩的联大学子推开胡思乱想和随波逐流，找到坚持的意义。“对已上前线的同伴我们是万分地敬意。可是，难道来到这遥远后方就当真是为着苟安的？”
“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一路上团员们“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在沅陵团员们发现金黄色“形如卵石”无人开采的黄铁矿，至云南时又遇“树身高大、表皮光滑、叶似杨树”的金鸡纳树；在湘西团员们深感匪患之重，到贵州又慨叹鸦片毒害之深；更兼有一路风格迥异、极尽造化之力的自然风光与绚丽多彩、神秘独特的民族风情……
正如朱自清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联大学子们，正是继承了这场长征之精神。西南联大虽仅存8年，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星光熠熠，校史璀璨。
徒步三千里，既是一次极富浪漫主义、尽显文人之风骨的“文化长征”，又是一场充盈着悲壮的现实主义色彩，向世事叩问求索的研学之旅。“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们，用自己的脚步向全世界证明，即使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国文人们亦能弦歌不辍，坚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理想信念。从此那些关于尊严、求知与传承的奔涌激流，便都有了可依托的精神河床。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秋色正浓，山岚如忆，何妨启动引擎，驶入319国道，循着京昆古驿道的痕迹，重走这一程文明坚守之路。轮印与脚印在此重叠，时光与故事于此交汇。当车窗外的风掠过辰阳的层峦，当云海再次漫过八十余年前的履声——我们依然能从那曲折蜿蜒的道路中，辨认出那不曾湮灭的火种；仍能在每一次转弯与攀升间，听见穿越时空的回响。这条路，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道线，而是心与心之间的桥。
山水未老，烽火已熄，但京昆古道之上，弦歌不绝，长征未止……(佘琴/沅陵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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