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 人文历史底蕴超乎想象
高文化
一
恩施，一片神奇山水，集生态高地、文化秘境、民俗洼地、资源宝库、风水宝地于一地。
远古遗存，地老天荒，禀赋厚重，文脉延绵不断，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几乎没有中断，犹如一部“地下通史”。
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等文化遗址接连倚叠，星罗棋布，繁芜而简隽，宛若一颗颗镶嵌于鄂西大地璀璨明珠，更似一把把打开通往古老神秘时空大门密钥。
历史上，巴楚蜀等多元文化在此接踵而至，碰撞交融，叠加共生，多彩文脉在此传承激荡，如史诗般风生水起，历久弥坚，渊深厚重，演绎着已知未知扣人心弦的人文历史故事。
恩施母亲河清江，一条人类生存繁衍、文化传承、文明进步历史长河，一道世外桃源意境山水画廊。
考古学家眼里，距今1万年人类文明遗址属重大概率事件，300万年旧石器时代文化无法想象，1000万年乃类人猿祖先考证“天花板”。
历史长河没有声音，但踏着其足迹可追寻穿越，对话从未离去的古老魂魄。
200万年前，远古人类智人“直立人”在恩施捷足先登开辟鸿蒙群居生活，揭开我国人类百万年历史神秘面纱。
相继发现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唐宋至明清时期遗址遗存。汉代以前遗址文物以巴文化为主，应证史书记载述说本土历史，揭示巴文化与楚、蜀及中原文化源流。《世本》《后汉书》记载，巴郡南郡蛮五姓选王，廪君立国，土船开疆，巴族承载巫文化而兴。
土司时期遗迹遗物彰显熠熠生辉千年土苗文化。
一片红色土地，长期革命斗争中，恩施人民写下波澜壮阔、慷慨悲壮的历史篇章，红色足迹遍及全州，革命故事荡气回肠。刘伯承、蔡济民2次到恩施攻打北洋军阀，传播革命真理。“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来鄂西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农民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重要区域，90年前，1934年10月贺龙、仼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武陵山区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80多个团的大规模“围剿”，有力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贺龙率领工农红军十进十出，打土豪，斗劣绅，无数恩施儿女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参加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从此永不褪色的革命血脉流淌渲染开来，唤醒孕育周念民、甘绩熙、牟鸿勋等一批时代豪俊和革命先贤，还有时代楷模老英雄张富清等共和国功勋。红色基因传承，星火燎原，激励一代代儿女奋发图强，共传中华美德，共建民族复兴伟业。
这些静默封藏于山水深处的珍稀鲜活历史标记和孤本，宛若遗世宝典，特别是5处入选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遗址，即建始直立人遗址(旧石器时代)，巴东楠木园遗址(新石器时代)，巴东旧县坪遗址(三国至明清时期)，咸丰唐崖土司城址(三国至明清时期)，鹤峰容美土司遗址(三国至明清时期)，一直跨越时光用无声胜有声“肢体语言”传述吟唱着岁月故事，标识着恩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坐标方位，不断释放着清江人文流光溢彩。
二
建始直立人遗址，人类史上闪亮名字，我国百万年史前文明实证考古发现地，标志着恩施祖先率先开辟人类鸿蒙群居生活。
恩施岩溶地貌发育，大小溶洞数以万计，古脊椎动物化石保存首选地。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所”)专家及省州文物工作者开展调查与发掘，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点，并出土大量第四纪建始高坪更新世早期巨猿动物群、更新世中晚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
除猿人、巨猿外，还有弥猴、剑齿象、剑齿虎、大熊猫、乳齿象、爪兽、熊、豹、古豺、桑氏鬣狗、貘、犀牛、猪、小猪、豪猪、仓鼠、獾、竹鼠、云南马、麂子、水鹿、褐牛、丽牛、羊等。其中，建始高坪巨猿洞发现出土重要灵长类化石。
建始直立人遗址，“远古伊甸”，人类祖先家园，人类史发祥地之一。2006年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首次发现直立人与巨猿共生化石点，对研究巨猿生存、迁徙及灭亡，巨猿与人类发展谱系关系，人类发展系统趋同变异及古哺乳动物进化等提供化石实证；对研究动物进化、气候演变、地质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恩施史前文明起源、早期人类与中华民族族属演变具有全球意义。
遗址位于建始高坪镇麻扎坪村7组与金塘村交界山坡上，典型更新式洞穴堆积，“化石宝库”“动物王国”，又称龙骨洞，巨猿洞。
自1968年至上个世纪90年代，古脊所开展多次发掘，发现出土早期直立人牙化石5枚及石器、骨器，包括步氏巨猿在内大小哺乳动物化石9目37科68属87种。经李炎贤、韩德芬、计宏祥等专家研究，动物生存时代晚于元谋动物群，早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命名“建始高坪巨猿动物群”，属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200万年左右。
1999年5月，古脊所专家与湖北省文物工作者一起，又发现与“高坪巨猿动物群”同时代人类化石和打制石器。经古脊所和北京大学专家鉴定，遗址时代120至250万年，人类从猿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的原始洪荒岁月，以使用人工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智人群居生活时期，由此证明建始高坪巨猿洞属于我国最早人类遗址之一，出土化石人类被命名“建始直立人”。
遗址出土5枚直立人牙齿化石，我国考古事业重大成就，迄今为止国内最早，填补我国人类发展史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直立”环节空白，将人类在亚洲生存历史至少向前推进100多万年，为三峡地区是我国乃至亚洲人类起源地提供实证，且对国际上人类祖先最早起源于非洲学说提出重大挑战。从此我国成为除非洲外最有希望找到解决人类早期进化历程关键地区，见证人类多元进化演化，而非单一支系“一元论”。人类发展历史至少距今200多万年而不是50万年，人猿揖别则距今500至1000万年之远古。
巨猿洞东洞口外约100米处窑场湾(误称摇船湾)，也出土巨猿、貘、牛、鹿、熊猫、鬣狗等动物化石。利川还发现一段人肢骨及一枚人臼齿化石，但石化程度较低，可能属旧石器晚期或新石器早期。
恩施市凤凰山州博物馆建筑工地和巴东县长江沿岸李家湾、高桅子、官渡口等地，发现出土旧石器石器。
三
“楠木园文化”见证7000年前原始洪荒岁月古人类母系氏族公社活动遗存。
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大都配合长江葛洲坝和三峡工程而开展考古调查发掘时发现，主要分布于巴东长江两岸，诸如，官渡口楠木园、李家湾、福里溪、小溪河、高围子、东壤口、红庙、雷家坪、长沱河等，分属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及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楠木园古人类聚落遗址，三峡巫峡段少见大型A类遗迹，介于城背溪文化较晚时期至柳林溪文化早期时期，属于区域性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中期文化类型。地处巫峡深处东段，巴东官渡口镇楠木园村，部分临江。交通区位优越，承上启下港口码头，长江上游四川重庆船只进入湖北首个栖息港口，下游湖北等船只进入重庆四川水域最后歇脚点。楠木园古文化遗址原址受三峡大坝工程影响，部分遗址作为珍稀遗产被原样移至巴东民族文化公园。
原址面江地势呈簸箕形，底部坡度相对平缓，文化堆积厚，保存完好，面积逾10万平方米，出土文物包含城背溪、大溪和汉代等文化遗存，为鄂西城背溪文化瓦解及新文化格局形成提供佐证。文物以石器和陶器为主，有学者将此命名“楠木园文化”。
1926年，美国考古专家纳尔逊在三峡地区考察时最早发现楠木园古人类早期活动遗迹。1994年，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系专家学者对楠木园古人类遗迹进行试掘。2000年9月，武汉大学余西云教授领衔组织考古团队对遗址由下到上依次叠层进行复查、发掘，经过5个季度发掘约7000平方米，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明清时期较多保存完好遗迹遗存，出土文物极为丰富。考古界推断，楠木园文化比距今约5000年瞿塘峡大溪文化要早2000年，证明长江三峡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足迹。
城背溪文化发现于长江巫峡南岸楠木园村四组李家湾遗址。城背溪文化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区域文化代表“大溪文化”之先导，别称“前大溪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1994年4月武汉大学对其进行试掘，文化层处于汉文化层下，文化堆积厚约1.5－2米，该层出土釜、罐、圈足盘、支座等陶器，原始古朴，红陶为主，次为灰褐陶，夹砂、夹炭、夹蚌。火候较低，陶胎疏松，器表饰以细绳纹、线纹等。同时还发现3座大溪文化土坑墓葬，但坑很浅，葬式皆为屈肢葬，未发现随葬品。湖南石门县皂市遗址下层也有发现。
大溪文化发现于长江北岸一级台地官渡口镇东坡村一组粮店遗址。1994年4月和1997年春，武汉大学进行试掘和发掘，堆积最厚达3米，自上而下包含三个时期文化，即汉代文化、商代文化和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层出土大量石器和陶器，并发现一段用石块垒砌而成圆形围墙，见证母系氏族社会形态，人们生活在具有紧密血缘关系和严格分工协作组织体系的氏族公社，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实行公有制分配。
屈家岭文化发现于楠木园李家湾遗址墓葬群。屈家岭文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写下辉煌篇章，在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楚文化发展之基础，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及社会等价值。2001年下半年湖北省考古所发掘发现，21座土坑墓。墓坑呈长方形，很浅小，只比人身体略大，墓葬均朝着西北方。有的墓叠压于另一座墓上，有的墓打破下面墓。墓葬随葬品丰富，玉、松绿石制作佩饰，石铲，尚有许多陶器，诸如，蛋壳彩陶杯、高圈足杯、高圈足折腹盘、矮足鼎、罐等，其中蛋壳彩陶为屈家岭文化特色，我国原始文化中独有。创造屈家岭文化先民为三苗人，与史籍记载“禹征三苗”一脉相承，在向西迁徙中取代大溪文化。
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发现于长江北岸半山坡上巴东东壤口镇雷家坪遗址。龙山文化为史前文化典型代表，以黑陶为主要特征，距今4000-5000年，城址、祭坛等遗存发现，说明已有国家政权存在，对研究上古社会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具有现实意义。1997年9月，吉林大学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最底层发现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大口缸、小花边口折沿罐、圈足盘、器盖、高领壶、豆等，陶器胎壁较薄，以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为主，篮纹、细线纹、粗线纹、篦纹、方格纹等纹饰。石器较少，斧和敲砸器等。
据余西云教授介绍，此次发掘最重要收获为一期地层遗存，即以一个富含碎骨、陶片、炭灰及红烧土粒土层和一个相对纯净沙土层相叠压地层。出土碎骨，鱼鳃盖为主，兽骨也占相当比重，人类遗物为石器和陶器。还发现不少饰有绳纹夹砂红褐色圈足碗、矮领贺鼓腹壶、泞腹平底罐和素面泥质黑色平底钵。通过对屈家岭、石家河、二里头等文化，商周、唐宋及元明等遗存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推断当时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四
商周土著(濮)遗存遗风见证奴隶社会荒服文化。
土家族由土著濮人、巴人、楚人与其他民族不断共同融合发展而来。“濮”字最早见于殷墟商朝甲骨文。汉朝《孔安国传》：濮在江汉之南。濮人为最早发源聚居于汉水与长江之间沮漳流域的土著民族。商周时期属“南蛮”土著民族，势力比较强大，但濮人缺失统一组织联盟，部落分散，支系众多，互不统属，故被史学家称之“百濮”。
《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始开濮地面有之……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百濮”意味着濮族部落很多，遍及我国中南西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先秦时期，巴人、楚人、苗人、汉人进入沅澧流域，与土著濮人杂居，形成文化多元湘西鄂西先民群体。秦汉魏晋时期，称之为“五溪蛮”“武陵蛮”“酉溪蛮”“天门蛮”“澧中蛮”“零阳蛮”等。
除了濮人，川蜀地区巴人和江汉洞庭楚人相继进入武陵山区。湘西酉水流域战国墓葬考古发掘显示土著与巴人、楚人共生共荣。楚文化、巴文化和土著文化相互影响，彼此融合。潘光旦先生认为古代巴人为土家族重要源头，秦灭巴后，巴人南迁，进入鄂西和湘西北，与土著文化融合，成为土家族先民重要来源。
西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楚王熊霜死后，其三个弟弟争夺王位，其弟熊叔堪逃往濮人地区避难。《史记·楚世家》载：“叔堪亡，逃难于濮”。西周末年，楚国日益强大。《左传》载：“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即楚平王派出舟师击败占领濮人部落后，江汉濮人向西南迁徙至武陵山湘西鄂西等地。
商周时期遗址较新石器遗址范围有所扩大，除长江外，清江、酉水、缕水两岸均有发现。官渡口、雷家坪、旧县坪、前进滩、下溪口、秦家沱、红庙寺、七亩地、庙坪等遗址分布于长江两岸；鄢家坪、长滩河、南潭河、桃符口、景阳河、浑水河等遗址分布于清江两岸；葫芦堡、牛摆尾、吊水河、田家河边等遗址分布于酉水两岸；千户坪、唐家渡、江口、刘家河等遗址分布于缕水两岸。大部分遗址保存不太好，已发掘遗址中，数缕水刘家河、清江鄢家坪等遗址较好。
刘家河遗址，位于鹤峰铁炉乡缕水河东岸。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商周时期文化层，并出土石凿、石锛、陶纺轮、网坠等器物。1997年配合湖南江垭水库工程再次发掘，发现较大面积的沟、灶、窑、灰坑、柱洞、井等建筑遗址遗迹，出土大量豆、鼎、鬲、罐、盂、釜、纺轮、网坠等陶器，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红陶次之。器物上刻绳纹、线纹、篮纹、方格纹、回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纹饰。
鄢家坪遗址，位于巴东清江北岸水布垭镇大岩村一组。1998年11月，省考古研究所、州博物馆联合对其发掘，出土大量釜、瓮、罐、小罐、豆、鬲、簋、碗、器盖等陶器和少量石斧。陶器多为圜底器，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黑陶次之，方格纹饰为主，少量绳纹、刻划纹、水波纹、镂孔等纹饰。还出土骨佩饰、骨锥、骨箭簇、石环、小石范、卜骨等，其中骨佩饰十分精美。还发现一座内径达1.5米直桶式陶窑。
墓葬，人类聚族而居的最重要特征遗址，亦是文化遗存保存不可或缺的宝库。
东周战国墓葬，主要发现于长江沿岸。其中，巴东西壤口下溪口战国墓，1979年原恩施地区文物工作队对M1和M8二座土坑竖穴墓进行发掘，M1随葬品出土 20多件文物，鼎、壶等陶器，箭簇、斤、钺等青铜兵器。M8随葬品多为青铜兵器，柳叶形巴式剑2件，鸟嘴状巴式戈1件。
巴东东壤口雷家坪战国墓，1994年、1995年武汉大学对2座土坑竖穴墓进行发掘，楚墓、巴墓各1座。楚墓，未见尸骨，但葬具痕迹清晰可辨。出土鼎、敦、壶、盘等陶器，剑、戈、矛、箭簇等青铜器以及较多泥饼金。巴墓，无棺椁葬具，死者侧身屈肢，头西脚东。随葬品出土巴式剑、巴式矛等青铜器，绳纹陶罐等陶器。另外，东壤口红庙岭、官渡口七亩地战国墓，亦出土巴式青铜兵器，如剑、矛、钺等，红庙岭出土一柄巴式虎纹青铜剑，具典型巴文化风格。平阳坝堰塘湾战国墓出土一件楚式青铜剑。
比邻湘西商周遗址同样分布广泛，多达50余处。龙山里耶刘家堡、下码头、三元、石羔、铧口丘、苗儿滩、洗车河、永顺不二门、桑植朱家台、保靖酉水渔场、泸溪浦市等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中原、广汉十二桥(三星堆)、峡江等多元文化元素，但土著元素鲜明，说明土著文化极具生命张力。共性特征陶质陶色以夹砂褐陶为主，中原文化表现在大口缸上，土著文化以圜底器为大宗，纹饰采用刻划戳印等手法，图案以曲线折线为主。其中不二门遗址遗存丰富多样，见证此处人群活动稳定、居住时间长、文化自成一体。诸如，陶器，铜器，石器，骨角器，动物骨骼化石等。专家认为不二门土著濮人为一大族群，活动范围广。
湘西文物局龙京沙老师介绍，龙山苗儿滩镇坝嘴遗址，文化层厚2.5米，出土器物组合为大口缸、深腹罐、深腹钵及器盖，文化面貌与来凤牛摆尾、桑植朱家台、永顺不二门等遗址相同相近，有别其他商周遗址考古学文化，与“濮人”“僰人”文化具有差异性。
综合酉阳笔山坝、来凤牛摆尾、坝嘴、不二门、桑植朱家台等商周遗址文化特性分析，与中原、峡江大溪、广汉三星堆、土著等文化多元共生，渊源流长，关联度高，相反与洞庭湖区元素关联度不高。
五
秦汉经三国割据至两晋时期遗址遗存，诉说清江血腥风云故事，见证恩施奴隶社会过渡封建社会时期诸侯争霸史。
三枚东汉与晋代官印遗印，无声诉说着三国楚风遗韵和两晋封建王朝羁縻统治。
1958年恩施市三岔区莲花池乡出土一枚晋代“晋蛮夷归义侯”金质虎钮印章，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纯金铸成，蛇状印纽，中镂一孔，背部稀疏圆形鳞片饰纹，印文大篆阴文，“晋蛮夷归义侯”三行六字，布局严谨，刀法娴熟，字体雄浑。
1979年巴东茶店区风吹垭乡出土一枚三国时期银质龟钮“虎牙将军章”，方形龟纽，通高2厘米，边长2.2厘米，阴铭“虎牙将军章”，印文规整，雕刻精致，现藏于巴东县博物馆。《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旧仪》云，银印背龟纽，其文曰章，谓刻曰某。
1989年恩施市白杨区九根树村出土一枚三国时期“吴率夷中郎将”银质印章，正方形，钮残，印文篆体阴刻，经考证为三国时孙氏吴国给蛮夷首领颁授相昆将军之官印。
综合考虑本土出土大量冼、釜、壶等蜀汉文物，推断三国时期清江流域为狼烟四起动感地带，时常上演蜀汉东吴拉锯战，时而被西边刘氏蜀汉占据，东边孙氏东吴时而对其进行军事管控，清江流域百姓生存生活方式正如“朝秦暮楚”典故写照。
鉴于地理地形和交通条件瓶颈制约，“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獠错杂(《读史方舆纪要》)”。封建王朝中央集权鞭长莫及，仅采用郡县制与羁縻州县制等自治管控方式。据史料分析，秦汉时期恩施属南郡与黔中郡(或武陵郡)管辖；三国时期，大部分属孙吴势力范围(建平郡)，武陵郡管辖范围大大缩水；西晋东晋时期，晋王朝采用羁縻政策通过破铜镜结盟对“五溪蛮”“天门蛮”进行招抚，顺从者封以官爵，叛逆者征剿。
巴东西壤口7座东汉墓群，位于长江北岸龙船河入长江处西壤口的上溪口和下溪口，为砖、石券顶墓。券顶砖、铺地砖一般有榫卯。石室墓用人工敲打整齐石块砌成，石块大小与墓砖相似，但大小不一。1979年原恩施地区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发掘。其中“永元”纪年墓，墓室长4.78米，宽2.88米，双人墓。铜壶、铜镜、铁刀、五铢钱、陶洗等随葬品。墓砖除模印鱼纹、几何纹、花瓣纹、牛耕人像图外，还有“永元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黄作牢”铭文砖。
清江、酉水、缕水流域东汉墓，随葬品不多，一般发现铁剑、铁刀、铜环、铜镜、五铢钱、银簪、陶盆、罐等。云盘溪口东汉墓发现一件高60厘米，腹径43厘米，装有人骨大陶瓮。六朝墓一般出土青瓷盘口壶、四系罐、碗等器物。
悬棺葬分布于清江、酉水及神龙溪等。这种葬俗称“二次葬”，也叫“拾骨葬”“洗骨葬”。所谓“二次葬”，就是人死后让其皮肉腐烂，然后拾其骨头洗净后装入葬具，放置山崖洞中。《隋书·地理志》《朝野佥载》《溪蛮丛笑》等史籍对悬棺葬及二次葬有记载。
巴东神龙溪(龙船河)两岸龙船崖、杨家洼、九层楼等地发现汉代插桩式和岩礅式悬棺葬。陆游《入蜀记》：“二十二日发巴东，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窦在峭壁绝高处，人迹所不至。然仿佛若有栏盾，不知所谓夫子洞者何也”。
利川建南七孔子、乐福店十孔子、谋道船头寨仙人洞、新梁大王坝、恩施茅坝寨沟箱子岩、咸丰甲马池牛肩膀岩、唐崖河畔柜子岩、建始长梁头坝堰、来凤卯洞仙人洞、茅田天生及大井坡等地发现汉代至唐宋悬棺葬。以崖龛式(唐宋代)、崖洞式(南北朝至明代)为多，还有插桩式、岩墩式。葬具多样，船棺式、木槽式、木函式、小屋式、木箱式、木柜式及与当地土葬棺木相近等样式，据发现文物考证，多与巴人及其后裔相关联。
建南崖葬群(七孔子、石板滩、石板滩、大王坝13处43座)还发现壁画、岩画，将崖墓历史从唐宋追溯至汉代。其中，白石溪一孔崖葬发现“太阳鸟”岩画，岩画单线阴刻，以墓室正壁、右侧壁及顶壁为底，圆圈刻于正壁上方，形似太阳，正壁中心刻一大鸟，昂头前伸，双翅展开，似仙鹤起舞。破石板崖葬墓发现两组岩画，一组为单出宫阙，一人站立于旁，宛若守城将士；另一组为奋蹄疾驰骏马浮雕，骏马颇具神韵，简陋粗狂，颈长弯曲，腰围宽厚，躯干粗实。无论是头颈鬃毛样式，还是束尾方式，不同于魏晋时期骏马形象，“晋马”潇洒飘逸，且头饰丰富；与“唐马”也有别，唐马尾巴短小，身形壮硕；而与东汉“汉马”相似度极高。专家据宫阙样式、骏马造型推断为汉代壁画，具有一定历史艺术价值。
来凤百福司镇酉水岸边百丈悬崖上卯洞仙人洞，六朝至宋元时期崖洞式悬棺葬。1992年，恩施州联合考古队对其抢救性清理。发现尸骨、葬具及随葬品均置于洞口一座用大木作梁木板铺成“仙人居”上，船形棺、槽形棺和箱形棺，共10余具，皆为二次葬。随葬品130多件，如金佩饰、铜熨斗、铜盘、铁刀、柳叶形铁剑、铁砧、铁马镫、八耳铁釜、陶瓷多足砚、四系瓷罐、木桨、网坠、皮革铠甲、丝织带和西兰卡普(土家织锦)等。
悬棺葬乃古代越族崇拜祖宗奇特葬习。商周时期“越人”自长江下游溯江迁徙而上，进入武陵山区清江、酉水流域，将水稻种植、冶炼等技术及悬棺等生活习俗传承引进过来，并与迁徙而来“巴人”“蜀人”“楚人”及本地土著人融合聚居繁衍生息，长此以往，成为武陵山区原居民“濮人”。悬棺濒水而葬，避免野兽侵害，保护逝者灵魂安宁，信奉逝者灵魂具保佑子孙后代神秘力量，祈祷逝者显灵保护。
窖藏墓葬少见，但窖藏洞藏出土青铜器多。最具典型特色为虎钮錞于，其次巴式甬钟、钲、盘口壶、釜、洗等，还有铜簋、钫、敛口壶等。全州出土虎钮錞于20件，巴式甬钟30件。巴东火峰窖藏出土青铜器最多，达21 件；巴东大支坪连三坡出土铜甬钟最多，达6件；恩施白果乡金龙坝溶洞，出土8件铜器。
錞于，武陵山地区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共性文物，以重庆涪陵小田溪古代巴国贵族墓出土虎钮錞于为地标。錞于，战国至汉代军营打击军乐器，与战鼓配合指挥进退，击鼓就进攻，鸣金则收兵。“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淮南子·兵略训》)”。武陵山区湘西、恩施、重庆、贵州等古五溪地域与古代“巴子国”为邻，受古代巴人文化交融影响深远。唐朝梁载言《十道志》：“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曰五溪”。虎钮錞于，国内发现最早为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巴人军乐器。恩施虎钮錞于多与东汉铜盘口壶、洗、釜等同出。目前对出土錞于尚未出台科学、公认的分型、分式、分期标准，故将其时代暂定为东汉。当然，本身铸有东汉五铢钱虎钮錞于就不言而喻。
恩施虎钮錞于，以1977年建始县景阳革塘出土双虎钮錞于最为珍贵。全国仅发现2件双虎钮錞于，其中建始双虎钮錞于，唯一一件最为完整，且出土时间、地点明确。此錞于通高55.5厘米，肩径29×34厘米。其次，1972利川忠路出土虎钮錞于和1990年咸丰甲马池墨池寺出土虎钮錞于，盘上铸刻典型巴文化特色人首、鱼、船、网等纹饰，甚为珍贵。
山水相连湘西，秦汉同属黔中郡(武陵郡或洞庭郡)管辖，同期里耶简牍、錞于等文化遗址遗存，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恩施那段诸侯纷争历史。
湘西州，目前乃国内出土錞于最多地区，享有“錞于之乡”美誉。据不完全统计，解放以来全州出土錞于达21件，其中，龙山3件、花垣2件、吉首6件(万溶江双合大队黄土园东汉虎钮錞于4件)、保靖4件、泸溪4件、永顺4件。常见桥型钮和虎型钮，马钮型錞于出土极为稀少罕见。周边张家界出土4件，贵州松桃出土5件。
汉代马钮錞于，1975年4月19日，龙山白羊溪乡红星村一村民寻找水源时，在一棵大树下天坑里发现，现藏于湘西州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造型优美矫健，神态生动鲜活。通体呈圆筒形，肩围大而腰围小，铜绿色，无纹饰，合范铸造。平顶盘，唇口边较宽，盘中央铸一匹下蹲战马，战马耳目清晰，全身刻有纹饰，马嘴含衔，马身上辔，马背饰鞍，形如昂首嘶鸣奔腾之状。
公元前223年秦国统一六国时，秦军先灭巴蜀后，从乌江流域转战酉水攻克里耶古城。循着简牍古老墨迹，追寻秦朝社会生活表情，感知秦人远古脚步声，仿佛擂鼓号角声、兵戈相见碰撞声、兵士刺杀呐喊声四起，秦兵跨过宽阔护城河，升起云梯，登上城墙，战旗插上城头，楚军溃败而逃，古城易主，成为秦朝洞庭郡迁陵县治所在地。
公元前208年汉高祖刘邦攻战桑植朱家台古城，成为县治设在王村武陵郡酉阳县辖地。秦朝洞庭郡迁陵县都乡衙门官吏看到刘邦大兵压阵，古城难保，匆匆忙忙将衙门档案简牍边投入水井，边焚烧，来不及烧完的，也投入井中，然后进行掩埋。刘邦大军攻克后一把大火烧毁古城，在酉水河对岸魏家寨重建新城，废墟里水井中简牍就被尘封2200多年。
六
唐宋文化遗址意义非同寻常。
唐宋时期文化遗址以长江、清江沿岸居多。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旧县坪、杨家棚，清江流域谭园坪、桃符口、南潭河及野三关故县坪等地，出土文物多为瓦当、筒瓦、碗、碟及钱币等。
旧县坪遗址，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六朝至宋代巴东县城所在地，对研究当时巴东地区政治、经济状况具有科学价值。尤其是宋代巴东县城考古整体揭露，为研究我国唐宋县级城址以及城市规划史、城市建筑史提供重要实证资料。
唐宋五代时期摩崖造像，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唯一唐代摩崖石刻造像，南方佛教文化重要历史遗存。地处来凤、宣恩、湖南龙山三县交界地带，藏于来凤县翔凤镇关口村酉水河边千年古刹仙佛寺石窟，红色砂岩崖壁上刻有“仙佛寺”，旁刻小字“咸康乙未年创建”。文革中寺庙被毁，佛像尽皆露出。我国人工开凿最古远石窟寺之一，始凿东晋咸康元年五月(公元335年)，早于敦煌莫高窟31年(公元366年)、云冈石窟118年(公元453年)、龙门石窟158年(公元493年)。仙佛寺石窟，高约百余米，长200米，依石壁建阁三层，佛像皆立于崖壁壁龛中，盛唐初3尊拥有1300多年历史大佛像一字排开，给人以泰山压顶气势，藏于3个大龛，龛高7米，宽5米，中间莲花座上大佛像高6米。3尊大佛像造型、衣着、姿态各不相同，旁皆立弟子。小龛20个，高约1.5米，宽1米左右，小石佛像100余尊，雕工古朴精湛，佛教文化和雕刻艺术造诣较高。
恩施旧州城遗址，位于恩施市七里坪州城村椅子山上，属南宋时期军事性质城址。现存城墙、点将台、校场坝、擂鼓台、灵光殿等遗迹以及大量摩岩石刻，其中，“西瓜碑”记述当时引种西瓜情况，对研究我国农业史，尤其是西瓜种植史具有重要意义，难得实证资料。
唐宋墓葬分布较广，但保存不太好。主要集中长江沿岸及周边的白羊坪、王家屋场、西壤口、老虎包、高围子、店子坪、周家湾、沿渡河孔包、白湾及野三关等地，多为砖、石室券顶墓，素面墓砖。
白羊坪墓，位于巴东楠木园长江北岸福里溪白羊坪陡坡上，高出江面约100米。墓室用敲打整齐石块砌成，前有甬道，长2.5米，宽2米，高2.4米，墓底有一层8─10厘米棺木腐烂土，出土2枚开元通宝、一枚剪边五铢钱及耳环、瓷器残片等。根据出土尸骨及牙齿分析为双人合葬墓。
水布垭鄢家坪22座宋代墓群，位于巴东水布垭镇三友坪管理区大岩村二组清江北岸。恩施州博物馆1998年11月对其发掘，发现墓群整齐规范，东西向排列，头皆朝南，即脚蹬大山，头朝清江，土坑竖穴，仰身直肢葬式，仅一座为夫妻合葬，其他均为单人葬，出土棺钉、铁刀、铁剑、陶罐、瓷碗、砚台、钱币等。
七
元明清时代遗址以土司文化为经典，世界文化遗产。
土司遗址，土司制度最重要载体，具有直观性鉴证价值，见证“土官”向“土司”历史转化，见证土司制度实施物化过程，研究土司制度及文化沉积的重要物证基础。上个世纪70年代起，恩施州对现存30余处土司遗迹调查，发现大量遗迹遗物，有的保存较好，有的仅存基址，有的已毁于战乱和基本建设。其中，咸丰唐崖、鹤峰容美2处土司遗址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相当珍贵、可信有形实物，对了解当时恩施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唐崖土司城遗址，“最低调”世界文化遗产。2015年7月4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播州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中国土司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德国波恩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获准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序列。成为中国第48处，湖北第3处，恩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
唐崖土司城遗址，一座西南地区城市形态和功能格局最清晰，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址之一，一座见证土司制度兴衰史和土家族断代史博物馆，我国古代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多民族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鲜活标本，见证古代中国朝政统一对西南多民族聚居山区实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在维护传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化方面具有突出意义。
走进土司城遗址，门楼巍峨，城墙厚实，王宫金碧辉煌，散发着古代土司王气息，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看到渐行渐远土司王城背影。身临其境，犹如穿越到那个古老神秘时代，观赏巴楚建筑工艺神韵，追寻覃氏土司走向历史政治舞台搭台、唱戏、谢幕的风云故事，体验古老淳朴民俗风情。
咸丰唐崖土司故城遗址，元、明、清三个朝代，土家族首领覃氏土司治所，方圆600平方公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土司王城始建于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明朝天启初年(1621年)扩建。土司故城前临唐崖河，北倚玄武山，地势险要，保存较好。唐崖覃氏土司，鄂西“九溪十八峒”土司之一，居咸丰4大土司之首，历史上曾为安抚司、长官司，属等级较低土司。先后14次被朝廷征调，多次褒奖，赐建土司王城。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实施“改土归流”取缔土司改派流官治理，历经16代389(470)余年18位覃氏土司统治历史终结。曾经辉煌一世土司城从此走向没落，期间几经战乱，淡出政治舞台废弃于地下。
鼎盛时期唐崖“帅府”，规模宏大，气势恢弘，占地57.75万平方米，拥有3街18巷36院，建有衙署、官言堂、大小衙门、存钱库、牢房、书院、靶场、左右营房、御花园、万兽园等设施，至今院落基址清晰可见。土司城内外建有大填寺堂、桓侯庙、玄武庙等寺院。主要遗存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17世纪—18世纪初)，占地约80公顷。现存“荆南雄镇”牌坊、石人石马、张王庙、衙署区、大寺堂、采石场、桥上桥、中街、72步朝天马、土司墓葬等重要遗存。
遗址出土金器、瓷器、印章、砖石质建筑构件等文化遗物，以青花瓷器残片和石质建筑构件为主。出土2枚土司及一枚四川永宁军官铜质印章，土司印一大一小，皆篆“唐崖长官司印”。大的重1100克，无年月题款。小的重650克，造于公元1674年题刻，说明唐崖土司清朝康熙初年投靠于与朝廷对抗的西南吴三桂政权。四川永宁军官印章见证唐崖土司参与朝廷平叛。遗址周边还出土一枚“唐崖长官司秦关克印”。
土司墓葬，大墓较少，出土文物不多，砖室、土坑、石室3种墓。城内土王墓，第二代土司覃值什用坟墓，与田氏夫人共用一个墓园。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形制最独特之土司墓葬。建于明洪武年间，半地穴式石室墓，用条石、石板镶砌而成，楟室由钻凿砂岩垒成，前观筒瓦仿木结构的一斗三升重檐式建筑，檐下雕饰斗拱。平面呈八字形，由祭台、墓室、封土组成，墓室五柱四间，四室长7米，室高1.5米，进深3米，室内藻井，四室间镂雕钱纹窗相通，室前廊、坝及栏杆结构，墓上封土。
藏于古城内20吨罕见阴沉木群，鲜为人知，但价值连城。阴沉木又称“炭化木”，埋藏地下多年而成珍贵木材。形成阴沉木条件苛刻，阴沉木极为罕见，阴沉木群更是稀缺。阴沉木群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是研究古代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珍贵实物。
“荆南雄镇”牌坊，唐崖土司城遗址标志性建筑，亦为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礼制性建筑。唐崖土兵作为荆南一支土司军事力量，明朝后期深得受中央朝政信任，地位和战略意义非同一般。十二世土司覃鼎因率土兵参与平定“奢安叛乱”立下战功，由正六品长官司升任从四品都司佥事兼宣抚司使，封武略将军，位居恩施18位土司之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亦被诰封武略将军零夫人，田氏系明代末龙潭土司安抚使之女，天生丽质，深明大义，与覃鼎和亲联姻后，唐崖、龙潭两地土司土民从此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夫妻二人传奇故事传为佳话。当时四川巡抚朱燮元奏请朝廷为覃鼎敕建“荆南雄镇”牌坊(1624年建)。牌坊高6.8米全石仿木结构，其上文字、人物图案、传说故事及文化图饰等浮雕承载重要历史信息。东面刻“荆南雄镇”，西面“楚蜀屏翰”，两面镌“出征西蜀”“渔樵耕读”“云吞雨雾”“哪吒闹海”“槐荫送子”等浮雕。每处石刻图案精美，寓意深远，文字图案集汉土文化艺术于一体。
“荆南雄镇”牌坊共刻95个字，即“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和87个铭文。其中，“荆南”明代后期指荆州、澧州(常德)、岳州、襄阳、郧阳等地，“雄镇”指军事重要城镇，“楚蜀”意为楚地和蜀地，当今湖广、四川、重庆等地，“屏翰”比喻国家重臣。“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均由明熹宗朱由校手书。
牌坊顶部坊檐鸱吻(龙九子)兽装饰，兼具兴雨防火功能；重檐屋顶，檐下斗拱等仿木构件，榫卯工艺结合堆叠方式建构，第二层屋檐祥云装饰，漏窗一对“麒麟奔天”图饰，民间视麒麟为仁宠，为人带来子嗣，寓意“麒麟踏祥云，人间百难消”；左右漏窗雕刻“渔樵耕读”传统文化装饰。古人向往闲适田园生活，淡泊明志人生境界，反映唐崖土司一种得朝廷赏识心理寄托；坊匾和漏窗上下祥瑞寓意和纪念性图饰，坊柱抱鼓石门鼓造型，卷云纹，花草纹等图饰。
匾额上方出巡图，早期命名“土王出巡”，即唐崖土司在其辖地出巡场景，后来考量修立功德牌坊背景，综合分析推断，图案旨在记载相关历史事件而重新命名“出征西蜀”。参照明代贡生熊昭宙《奉命征西蜀》：“帝命旌旗分蓟北，臣随鞭弭出荆南。元戎宝盖凭雕辇，上将金鞭驾紫骖。马饮岷江吞日色，剑光巫峡破烟岚。此身报国休言瘁，圣主恩深恐不堪”。东面匾额上方“出巡图”与西面匾额下方图案应为当年朱燮元集结率领包括西南土兵各路兵马出征，平定奢崇明与安邦彦叛乱场景。
牌坊“荆南雄镇”“楚蜀屏翰”两旁刻两排小字：“钦差总督四川兼湖广荆岳郧襄陕汉中等府军务策授总粮饷巡抚四川等处四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乃佥郡御使朱燮元为”“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事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立天启四年正月吉旦”(摘自《唐崖土司城址》)。
“奢安之乱”，又称“安酋之乱”，指明朝后期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同知安邦彦起兵造反朝政。
奢崇明天启元年9月(1621年)于重庆起事，安邦彦于天启二年2月(1622年)起兵。战争动乱从天启元年(1621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持续9年时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四川巡抚徐可求、贵州巡抚王三善死于战乱，“西南大将”总理鲁钦兵败自刎，贵州总兵阵亡于贵阳城。后来被四川巡抚朱燮元、石柱总兵秦良玉、四川总兵杜文焕等平定。
天启元年(1621年)，奢崇明自请调兵马2万援辽，派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前往重庆。9月17日发动叛乱，攻占重庆，破合江、泸州、遵义，杀死巡抚徐可求等20余名官吏，建“大梁”国，设丞相、五府等官位。尔后，奢崇明、奢寅率数万叛军分多路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今简阳)、新都、龙泉(今成都东南区)。10月18日形成对成都包围。当时成都守兵仅2000人，布政使朱燮元急调重庆石柱宣慰司、龙安府(四川平武县)、唐崖土司等地官兵土兵驰援，与巡按御史薛溥政等部联合应急防守。明朝廷提携朱燮元为四川巡抚，调派杨愈茂为四川总兵，入川平叛。石柱宣慰使秦良玉(女)亲自率领精兵6000人沿长江西进，并遣弟秦民屏、侄秦翼明等率兵4000人进驻南坪关(今重庆南川)，扼堵叛军归路，还派兵驻守忠州(今忠县)。贵州巡抚李标派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驰援四川。10至12月，历经百余场战斗，先后收复遵义、绥阳、湄潭、桐梓、乌江(今贵州)等地，消灭叛军万余名。成都叛军奢寅赶造云梯和旱船(吕公车)，日夜攻城。秦良玉等各路援军抵达成都后，与登莱副使杨述程、安锦副使刘芬谦等合力围剿，牛头镇大败叛军，收复新都。
天启二年正月29日(1622年)，叛军将领罗乾象投降后，朱燮元以其作内应，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叛军，成都解围。朝廷官兵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40余州县，奢崇明父子退往永宁。5月23日，叛军逼攻重庆，秦良玉率秦民屏攻占二郎关，总兵杜文焕破佛图关，川东兵备副使徐如珂击退叛军周鼎援兵数万，歼敌万余。28日，收复重庆，杀死叛军将领樊龙和张彤。此后，双方在建武(今四川大坝、兴文)、珙县、长宁(今四川珙县东)、宜宾、遵义一带相持屡战。
天启三年(1623年)春，朱燮元意识到未能彻底平叛在于“我以分，贼以合”后，改变作战方案，集中兵力直捣永宁。纳溪设疑兵佯攻，调兵遣将于长宁，官军与石柱土兵协同作战连连告捷。4月攻克永宁，5月收复蔺州(今四川古蔺)。叛军崇明父子余部败退水西龙场(今贵州)，联合贵州安邦彦进犯永宁、遵义又败北。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监军副使李仙品、佥事监军刘可训等统率各部分5路进攻龙场，擒获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辉及叛军大学士、经略、丞相、总督等文官武将，斩首1000余人，平叛“奢安之乱”因奢崇明父子受伤仓皇逃窜而鸣锣收兵。明朝政废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
其后，崇明父子一直客居水西，寄安邦彦篱下。天启六年(1626年)，奢寅被部下刺死。崇祯二年8月(1629年)，奢崇明、安邦彦于红土川之战兵败阵亡。朝廷进剿水西，宣慰使安位投降后无嗣而终。
叛乱中，贵阳被围困半年，兵民相食，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据传贵阳城内40万，最后吃到只剩2万多人。
叛乱首领安氏家族，自蜀汉建兴元年(223年)至清康熙37年(1698年)，世世代代久居水西1474年，管辖范围广，根基深厚，兵力强大。以往明朝西南平叛都依靠安氏家族，诸如，早于奢安之乱20多年的播州杨应龙起兵造反，没有安氏援救，贵阳就会陷落。
明朝廷“以夷治夷”政策导致“以盗治盗”愈演愈烈。
“奢安之乱”“沙普之乱”均以彝族土司为主力，事件起因相近，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奢安之乱”给云南“沙普之乱”创造机会。“奢安之乱”“沙普之乱”爆发，撼动明王朝统治基础，牵制蜀、楚、黔、滇诸省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部署，削弱明王朝防御后金力量，减缓朝廷打击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压力，明朝廷处于三面受敌三线应战境地，力不从心，加速了明王朝覆灭。
唐崖土司城遗址，与联合联手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湘西永顺老司城遗址，两处遗址各具特色，优势互补，齐名天下。
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南唯一世界文化遗产，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遗址之一。历史上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剌史彭士愁溪州之战立溪州铜柱开启彭氏土司在湘西818年“土司政权”时代，即始于南宋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终于清代改土归流(公元1728年)。彭氏土司政权司治(土司治所)，公元910年至1135年定都于下溪州(古丈会溪坪)，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土司王彭福石将土司故城会溪坪(下溪州)迁移酉水支流猛洞河上老司城。清雍正二年(1724年)永顺土司彭肇槐再次将都城迁往上游颗砂而废弃，为区别新老土司城，将老土司城更名“福石城”。老司城占地25平方公里，八百年彭氏土司历史中600余年在此写就。鼎盛时期有过“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繁荣和“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盛况记载，东西南北城门、城堡、城墙、金銮殿、土王祠、祖师殿及墓室等遗迹清晰可见。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陈砖残瓦都蕴涵见证着35位彭氏世袭刺史或土司辉煌与沧桑。
老司城遗址出土商周、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文化遗存。集静态文物、活态文化、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独立考古遗址与复合遗产体系并存。从生产方式、建筑技术到族群社会、制度法规、恋爱婚嫁、织染服饰、宗教巫术、土医土药、民间文艺等方方面面，见证汉文化与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古代中华民族大融合典范，为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鲜明史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现场考察认定老司城完整反映土司及土司制度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填补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被誉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军事城堡”和“全国保存最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
史料记载，彭氏土司和唐崖覃氏土司一样，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奉旨征战平定包括倭寇在内叛乱达100余次，湘西土兵“东南战功第一”载入史册。
历史把原本世外桃源、风水宝地湘西贴上“蛮荒之地”标签，蒙“冤”受“屈”遭遇冷眼贬义。土家族自称“毕兹卡”，酉水土著先民，史书有“夷”“蛮”“百越”等称谓。商周称“蛮蜒”，《史记》称“西南夷”，《后汉书》、《水注经》称“五陵蛮”“五溪蛮”，《三国志》称“五溪蛮夷”，还有“荆州蛮”“溪州蛮”“酉水蛮”之说，宋代以来又有“土兵”“土民”叫法。
明朝嘉靖五至六年(公元1526—1527年)，湘西土司二次奉朝廷之命率土兵远征广西平叛剿匪，立下赫赫战功。嘉靖五年春，永顺宣慰使彭明辅、保靖宣慰使彭九霄率2万8千多名土兵，从酉水乘船出征平定广西岑猛叛乱，土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土司彭明辅、彭九霄身负重任，保靖土司彭九霄长子彭虎、次子彭良臣分别战殁和病死，尽管损兵折将，土兵阵亡万余人，最终取得平叛胜利，两位土司和彭九霄三子彭荩臣受到朝廷封赏。
嘉靖六年冬，广西叛乱匪患再起，王阳明临危受命后求助湘西土司，永顺宣慰使彭宗舜和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再次各率五千土兵披挂上阵，远征广西，平定叛乱，剿灭匪患，深受王明阳赏识和敬仰，高度评价湘西土司官兵“世有六德”，从此湘酉土司官兵声誉远扬。
倭寇入侵我沿海地区，明朝嘉靖34至37年(公元1555—1556年)，战事紧急关头，朝廷再次钦点土司官兵，保靖宣慰使彭荩臣、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率数千湘西勇士，驾着艨艟(艨冲)战船，沿酉水而下，奔赴浙江、苏州与倭寇血战，为歼灭倭寇立下汗马功劳，史称“东南战功第一”。
溪州铜柱，湘西各族人民心灵守护神，千古吉祥圣物，铸牢民族团结共同体历史信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创首倡地标。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韶山冲毛主席旧居、故宫、长城等同批。湘西文化根、魂、源所在，既蕴涵中央朝政德治思想，又承载湘西各族人民团结友善、荣辱与共共同体意愿。
读懂溪州铜柱就读懂湘西，溪州铜柱记录1000年多前北宋时期溪州刺史、首领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多次多年交战媾和、缔结明约、划疆而治开启土司时代。据《资治通鉴》：“公元939年9月，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发动溪州之战，与楚王马希范交战半年，最终彭士愁“束子携印请降”，双方盟誓为约立铜柱”。溪州铜柱后晋天福五年首次立于古黔安(今古丈会溪坪)。沈从文《湘行散记·湘西》：“土司制度为中国边远各省统治制度之一种，五代时马希范与土司夷长立约的铜柱，现今还矗于酉水中部河岸边，地临近青鱼潭”。会溪坪(九龙厅)，会溪坪又称下溪州、会溪城、誓大州，溪州刺史彭瑊大本营，首位土司彭士愁都城。湘西800年土司历史，前200多年统治中心，鼎盛时期辖20个州，范围涉及武陵山区湘鄂黔渝4省市边区。《宋史·蛮夷传》：“总二十州皆置刺史，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并置寨于茶滩南岸……踢新城名会溪”。铜柱因战争等原因多次辗转迀徒，但一直未离开湘西，像“定海神针”一样呵护着湘西儿女。
溪州铜柱上园下“八方形”，柱高2.98米，我国历史上9根铜柱中，铭文字最多，唯一现存。2619个铭文背后昭示着一场场战争双方俱伤与得失。据铜柱史料，东汉名将马援在越南树立“两根铜柱”，并分别刻文“铜柱折叠，交叉脚趾破坏”“铜柱拆，交人灭”。唐朝李贤注《广州记》：“援到交阯，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马援被兴武帝封为“伏波将军”，“马革裹尸”“老当益壮”等成语故事原形。
容美宣抚司遗址，鄂西最大土司，田姓土司，管辖范围包括今鹤峰、五峰及恩施、建始、巴东、长阳等县市部分地域。遗址遗迹丰富，“万人洞”现存杀人台、水牢、石门、寨墙、宴会厅、石阶、楼阁及 “万人洞记”碑等，洞内曾出土箭簇、灯盏、剪刀等；“万全洞”现存炮台、楼阁及田舜年撰“万全洞记”摩岩题刻等；“情田峒”现存田舜年撰“情田峒记”和“捷音者叙”摩岩石刻等；平山爵府遗址现存东西南北四关隘、铁锁桥石碑、躲步峡城墙、天牢地牢遗址、司治屋基、向遇春向文宪向日芳墓及“山高水长”摩崖石刻等；细柳城现存一段城墙、护城河及石砌小桥、大慈阁、荷花堰等遗迹；中府，九峰桥，百顺桥，奉天诰命碑，田舜年墓等。
土司时期铜质官印出土不少。诸如，元末农民起义军大夏政权颁发“施南万户府镇抚司印”“清江施南道总管军万户府印”“屯田万户府印”；明朝廷颁发“容美宣慰司元帅府经历司印”“金峒安抚司印”“忠孝安抚司印”“唐崖长官司印”“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施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吴三桂颁发“唐崖长官司印”等。
鹤峰容美土司、宣恩施南土司墓虽为土坑，但破坏严重。容美土司屏山寨官向遇春墓出土一块河图洛书砖。施南土司墓，1945年出土金钱一盒(50枚)，银碗2个，铁箭簇一束，1958年、1976年先后出土2顶土司夫人佩戴“金凤冠”，纯金制作，做工精细，艺术价值很高，1985年又出土40件金银器。土司墓碑墓碑造型特色及碑文记叙墓主族源及迁徒情况具有比较意义。
另外，明天启元年容美土司田楚产施铜1000斤铸造大日佛铜像、鹤峰永宁寺大铜钟等传世文物。
九
武陵山区，远古人类智人“直立人”开辟鸿蒙群居生活之地，人类“远古伊甸”史前文明发祥地之一，见证恩施祖先“先人一步”智慧。
千百年来，土著濮人、巴人、楚人与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共生共荣的家园。汉代青铜錞于大范围出土，印证两千多年前酉水和清江，乃黄金水道、兵家必争之地、烽火连天军事动感地带。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外界多元文明通过战争、货物贸易、迁徙等形式传入，并与本土土著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发展，包容兼蓄，特色鲜活，厚重雄浑。
鄂西、湘西两地文化充满生命张力，开放包容，源远流长。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发展典范，“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好的历史诠释。
岁月沉淀着时间，历史丰腴着文化。恩施自古藏于武陵山腹地，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但寻着古人足迹梦回千万年，神秘感怀旧感亲近感归属感横空出世，心灵皈依精神家园，诗与远方，就在眼前。
这里山水与人文风光相映成趣，分外妩媚，不断向世人释放无尽魔力。远古绵长，青山幽静，葱翠如膏，林海凉城，上善若水，郁郁大峡谷，神秘滕龙洞，美丽清江，土司城遗址，龙船调，神龙溪纤夫……一方净土，人间天上，亦远亦近。
无论山川风骨、古城古寨、日月风华，还是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人间烟火，梦的故乡，美的秘境，引人无限遐思，心心念念。
身临其境，仿佛进入古今同在时空，抬头喧哗盛世，低头厚重文明，追思触摸缕缕古今同春魂魄，隔空对话千古风流人物，博古论今，一窥恩施古老文明。
时序更替，华章四新，恩施正在践行“让文物活起来”，与时俱进加速拥抱未来，大手笔谱写铺陈中国式现代化恩施文化美好新画卷，高质量谋划实施文物保护，着力“远古伊甸”史前、楠木园、巴蜀楚、土司、红色、神农溪纤夫、生态等多元文化研究利用，解读宣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传承发展创新好一方文脉，助力文旅经济蝶变跃升。
坚信新征程上人文恩施越来越精彩纷呈，流光溢彩，魅力四射。
(作者单位：湘西州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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