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路易·艾黎
苏思豪 向端四
今年大年初二，我们应路易·艾黎义子、著名烈士邓中夏的侄子邓邦镇和他夫人卢波的邀请，远赴郑州采访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友人艾黎的光辉事迹。
路易·艾黎，不远万里从新西兰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六十年，期间组织工业合作社，兴办教育，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与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积极投身中国抗战，忠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为抗战胜利和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用一生书写了对中国的热爱。
他，是近百年来在华时间最长、对中国贡献大、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国际友人之一，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丹培黎学校，强调：“路易·艾黎先生提出‘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对今天我们发展职业教育依然有借鉴意义，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2023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时指出，“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民间等领域交流合作，培养更多新时代的‘路易·艾黎’，让中新友谊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路易·艾黎还先后被周恩来、宋庆龄、邓小平、邓颖超、李鹏、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著名国际友人马海德称赞为：“中国人民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把一腔热血和全部心血都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中国的发展及其人民的命运献出了多方面的才能”等。
在其生日时，周恩来、陈毅、邓小平、习仲勋、李鹏、新西兰大使华德、黃华、章文晋等专门为他祝贺，宋庆龄还专门为其举办家宴，新西兰总理也公开祝贺。
那么，路易·艾黎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党政领导人对其如此尊重，让中国人民如此爱戴呢？
让我们跟随邓邦镇、卢波二老的讲述，走进艾老那传奇而又伟大的人生历程。
邓邦镇老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杰出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烈士的侄子，父亲邓隆渭早年在家乡组建游击队抗日，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于1949年病逝，母亲也过早离世。1950年，邓邦镇和哥哥、姐姐、两个弟弟五人被接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抚养。
1951年，年仅9岁的邓邦镇被伯母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带到艾黎家中，他就成了艾黎大家庭的成员，开始了一生的亲情之旅，从此得到艾老父亲般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和照顾，抚慰和温暖了他那饱受磨难的幼小心灵。艾老不仅照料他的生活，还鼓励他发展自己擅长的油画创作。邓邦镇后来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成长为著名的油画家。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参加工作和建立家庭，他和夫人——知名雕塑家卢波及儿子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与艾黎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陪伴老人安度晚年，陪伴老人走完人生的旅途。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传承艾黎精神，促进中国与新西兰的友好关系，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
至今，邓邦镇老人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艾黎见面的情景。由于没有见过外国人，邓邦镇和小伙伴们非常紧张，艾黎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图书让他们看，还主动趴在地毯上，一会儿说他是一匹马，一会儿又说他是一头大象，让四个孩子骑在他背上。他时而昂起头，时而抬起臀部，孩子们一次次从他背上滚下来，一家人都笑得前仰后俯，让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也一下子拉近了与艾黎的情感距离，开启了一辈子的父子情缘。
也许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对艾黎还有些陌生，但是通过两位老人的讲述，把这个有点陌生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将告诉你们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国际友人艾黎传奇而伟大的一生。他的精神和他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能忘记他，也不应该忘记他！朋友们，孩子们，请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笃信社会进步，是个先进的社会主义者。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出生于英国诺福克，是新西兰早期妇女普选权运动的倡导人之一。
艾黎是父母七个孩子中的老三，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便随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参加欧洲索姆河战役，表现勇敢，曾两次负伤。第二次伤势很重，差点死去。战争结束后，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1919年，艾黎回到新西兰，与友人共同经营牧场，首尾六年，备尝艰辛。1926年底，艾黎读到报刊上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便决意前往中国，去探寻一条新的道路。
不顾个人安危，投身革命事业
192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乘坐“卡卢鲁”号货轮，经香港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经友人介绍，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虹口救火会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他相继担任消防处小队长、处长级督察。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工业科，路易·艾黎又担任了工厂督察长。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不怕危险，着眼于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改进不完善的制度。
1929年，山西、甘肃、山东等地发生严重灾荒后，艾黎接受建议，利用年假去内蒙古萨拉齐帮助华洋义赈会救济灾民，并组织修建民生渠。几个月过后，有一两千灾民的孩子被送到上海，艾黎便去领养了一个孤儿，不仅负责他的生活，而且送他去上学接受教育。1931年的长江洪水退去之后，艾黎毫不犹豫地前往武汉，将自己4个月的假期用于赈灾工作，为洪湖老解放区抗洪人民运送救济粮。在结束武汉赈灾工作返回上海后，艾黎又领养了一个洪湖灾区的孤儿。艾黎真心喜欢中国的老百姓，同情他们的一切苦难，而且一直在尽己所能改善他们的生计。
1932年，经美国朋友介绍，艾黎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他思索并接触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通过史沫特莱，他与斯诺、宋庆龄、马海德(美国友人)、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并成了好朋友。于是，他开始阅读《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4年在宋庆龄的倡导下组建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并发往国外。这些文章对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处境，宣传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居所，即今上海愚园路22号1315弄4号的艾黎旧居，位于外国人的租界，曾是掩护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据点和避难所。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饶漱石，以及鲁迅的老朋友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都在他家里住过。他的私人汽车经常在危险的时候用于转移中共党员，并为地下党护送一些急需物资和宣传材料。
由于他是任职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借此处开展秘密工作。1935年底，艾黎看到当时的长征面临着巨大困难，就在他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起秘密电台，与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将自己通过各方获取的消息以电波的方式传递给当时还在长征途中的红军。为了更好帮助中国革命，他甚至在休息时间里去夜校学习摩尔斯电码，考取了无线电监听员的证书。
英国共产党员，电气工程师甘普霖也住在这幢房里。他凭着自己的技术，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就是通过这个电台，上海地下党在第一时间获悉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信息。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正是通过这一电台，宋庆龄应毛泽东之请，推荐斯诺成功地访问了延安，为向西方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故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正是通过这一电台，马海德经宋庆龄推荐，成功地奔赴延安，日后成为红军队伍中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著名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艾黎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神秘人物”。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暂住的期间，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1936年9月艾黎接受一项党的持別任务，与宋庆龄磋商后，便同两位年轻人前往西安，原来是红军东征时缴获了一大帆布袋山西地方钞票，急需把这批钞票带到太原兑换成可以在全国流通的中央法币。艾黎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假扮成“洋老板”，带着助手到太原住下后，连夜整理那一大包乱七八糟的钞票。这些钞票大都为一元的，亦有十元的，艾黎将钞票分为三大包，每包约值三千元。第二天上午他乘人力车跑了三家钱庄，成功地将山西地方钞票兑换为中央法币，并把钱电汇给上海的宋庆龄。这是很危险的亊情，三人马上趕往火车站，跳上了己经开动的火车…
宋庆龄将钱凑满一万元整数，汇给在西安的刘鼎。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在西安事变之前，这笔钱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6年，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在宋庆龄领导下，路易·艾黎和几个朋友及上海的国际左翼人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半月刊物《中国呼声》。该杂志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创刊号，由东方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杂志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艾黎用了很多不同的笔名在《中国呼声》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帮助宣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他撰写的《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爱和平的我们必须战斗》等文章，阐述了他以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及与日本法西斯作斗争的最早看法，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事迹。
艾黎对宋庆龄极为敬重，甘冒风险，不辞万难，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而艰巨的革命工作。有一次，战时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宋庆龄亲自出马，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让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了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这只箱子送到了艾黎的套房，安全地存放起来，后来由艾黎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地点，妥善地送给了红军。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艾黎的母亲、远在新西兰的克拉拉女士，同样热爱中国。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应艾黎之求，不顾年事已高，骑车在新西兰各地募集钱款。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2月23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撤离上海避居香港。宋庆龄离沪前几日，打电话让艾黎帮忙预订一辆出租汽车。清晨，艾黎按照约定准时来到莫利爱路寓所，宋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晚年的艾黎清晰记得“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我们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
历经千辛万苦，发展工合运动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失业者不计其数，国家产业体系几乎崩溃。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与中国爱国人士一道，发起工合运动，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目标是把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路易·艾黎代理总干事，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顾问。洛阳、宝鸡、成都、赣州也相继建立了办事处。“努力干、一起干”是合作社的口号，大家在这一口号的带动下，干劲十足，生产出大批物资投入市场，成为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全国性群众运动。
为了这项事业，艾黎毅然放弃上海的安逸生活，靠着两条腿和一辆自行车，或骑脚踏车，或步行，或搭便车，行逾3万公里，足迹遍及十六个省份，历经飞机轰炸、车祸、被捕、疾病，遭遇土匪、逃脱特务追捕、叛徒出卖等等厄运，九死一生，但其志未改，心甘情愿在内地乡村创办工业合作社，给灾民、失业工人、伤残士兵等提供指导和帮助，被誉为“工合”之父。
在艾黎的推动下，一大批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中国一共出现了三千多个工业合作社，援助了3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进行包括纺织、制毯、开矿、铸造、简单机床、陶瓷、化工、药品、皮革、造纸、食品以及帐篷、担架、军服、军毯、手榴弹等50多个门类的500多个品种的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为抗战前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筹集和输送了大量人员和军需物资，给中国军民以巨大精神鼓舞。期间，他还在延安等地成立了“工合”指导站，发展工业合作社，受到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支持。
为了争取海外援助，确保资金正常使用，1939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艾黎是工合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和实际的长期领导人，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进步社团以及国际友人中募集捐款，购置机器设备等，支持中国的工合运动。截至1945年底，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支援抗战和工合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克服重重困难，建设“培黎学校”
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之所以取名为“培黎”，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他的美国朋友约瑟夫·培黎，另一方面也有“为中国的黎明而培训新人”的意思，希望为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这是学校的目标和方向。培黎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合作社的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培训主要围绕生产进行，教学实行半工半读。
1944年初，日军发动豫西战役，逼近潼关。艾黎和好友何克带着60多名中国学生和工人，用马拉胶轮车携带学校设备，翻山越岭2000余公里，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将学校西迁至甘肃省山丹县，更名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极度贫穷十分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开荒地、建学校、办工厂、设医院，与穷孩子们一起穿草鞋睡土炕，同生活同劳动，殚精竭虑，意志坚定，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经受了十年之久的严酷考验，努力探索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半工半读、手脑并用的新型教育，提出“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有段时期，学校资金很困难，艾黎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母亲，没过多久就收到母亲寄来的1万新元，他将老人家辛苦攒下的养老金，慷慨地用于补助学校。同时，艾黎还在国际上募捐资助工合与山丹培黎学校，在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朋友，都积极响应支持艾黎的事业，源源不断送来物资与资金，价值500万美元。
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他在探索创造性教育实践过程中，充分利用山丹境内煤炭、高岭土、皮革、芨芨草等优势资源，先后建起了机械、煤炭、运输等20多个专业学科、生产小组，边学习边生产，相继办起了动力、制毯、运输、纺织、针织、缝纫、制扣、玻璃、陶瓷、造纸、印刷、化工、皮革、制粉、制糖、冶炼、机械加工等30个校办工厂(场)，成功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和办学理念，率先把西方工业文明引入山丹。于是，山丹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汽车、拖拉机、纺织机、发电机，第一次有了电灯照明，第一次有了西医看病做手术等许许多多的第一。这些“西洋景”当时在河西走廊引起了轰动。可以说，艾黎是大西北农村现代工农业生产雏形的开拓者。他所创办的培校医院，使山丹和邻县许多病魔缠身的人得到了救治。他还派医疗小分队到山丹农村巡回医疗，使医院成为他和老百姓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路易·艾黎热爱中国，尤其关怀中国的少年儿童。他把当地许多穷孩子收到学校，还招来全国17个省市、甘肃19个县的不少孤儿和战灾儿童，在培校这座熔炉中接受熏陶。
这里还有两个感人的故事。一个是：艾黎来到甘肃徽县，看到一个铁匠铺子里头，一个小孩子在拉风箱，没有穿衣服。他走过去和铁匠聊天，说：“这个小孩子也没有多大力气，也不像你的孩子。”铁匠说：“他的确不是我的孩子，他没有爹妈，我可怜他，让他给拉风箱，给他一碗饭吃，饿不死他。”艾黎于是说：“你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孩子领走，让他去上学呀？”铁匠说：“你爱领走就领走吧。”后来艾黎领着这个孩子到山丹培黎学校上学，他发现这个孩子挺聪明的，后来又把他送到英国去留学，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孩子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还有一个故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艾黎在洛阳捡到一位孤儿，父母双亡。当时发现孤儿的时候，他正在沿街乞讨。艾黎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去上学？”这对于一个孤儿来说，当然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求之不得！
于是，艾黎带着他去了一家服装店，为他里里外外买了衣服和鞋袜。在艾黎的住处孩子换衣服的时候，艾黎发现他全身长满了疥疮。艾黎急忙又去药店买了硫磺膏，为其天天坚持换药，直至康复。后来，艾黎又从当地找到几个流浪的孩子，把他们一起带回学校。
当年回到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人们只得搭乘运货的敞篷卡。晚上经过秦岭的时候，山高路陡，天气特别寒冷。艾黎看到孩子身体瘦小，就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盖在孩子的身上。
后来学校搬迁到山丹后，因为条件艰苦，艾黎经常要到外地去筹款筹粮。有一次，返回学校后，艾黎没有看到那个孩子，就问其他学生，才知他的脚冻坏了。于是，他把那个孩子叫来，用自己的脸盆盛上热水把孩子的脚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把与伤脚粘连的袜子慢慢褪开，再上药包扎好。
那时候学校的生活非常艰难，校长也只有一个脸盆，一床被子。晚上又怕孩子照顾不好自己，他就和孩子睡在一张床上，自己和衣而睡。半夜醒来，孩子觉得脚暖暖的，清醒后，才发现是校长解开上衣，把他受伤的脚捂在胸口。他感动得默默流下了眼泪。一个流浪的孤儿，哪里得到过这样的温暖和待遇呀？！这样的场景，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
艾黎自己终身未婚，却收养了许多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全心全力将他们抚养成人，培育成才。艾黎将这些孩子们称为“迎接黎明的人”，勉励他们为新中国奋斗。培黎学校的学生回忆说：“在我们的心里，艾黎是我们的父亲！”
在山丹，艾黎与他的亲密战友英国人乔治·何克及来自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日本等9国的27位外籍教师一起战胜了无数艰险，挫败了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一次又一次的捣乱和破坏，为黎明后的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解放前夕，为了防范反动军队的抢劫，他领导培黎师生把全部汽车拆卸埋藏了起来。1949年9月，山丹县城解放，艾黎和学校师生紧急行动，用几天的时间，把此前拆散存放的汽车零部件组装成了20辆汽车，并将埋藏在四坝滩的48桶汽油、5桶机油支援给解放军部队。师生驾驶汽车，运送解放军指战员和军用物资，去解放西北重镇酒泉、玉门。
同时，他还组织起抢修组，夜以继日地为解放军修炮车、枪械和机器。为了支持新生的人民政权，他无偿地从学校为山丹县人民政府架通电线，安装电灯。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动员培校学生踊跃报名参军，和山丹有志青年一道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土地改革一开始，他选派最好的学生参加土改。
山丹解放后，培黎学校的学生奔赴全国各地，利用所掌握的先进技术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成为了工程师。培黎学校在山丹的办学实践，奠定了山丹乃至河西现代职业教育、工农业、医疗卫生的基础，至今仍惠及当地人民。
晚年发挥余热，促进中外交流
1953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艾黎定居北京。艾黎笔耕不辍，写了大量书籍向外介绍新中国，将对中国的热爱和理解倾注笔端，致力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并帮助中国与新西兰建交。他一生著作70余部，记录了他在中国等国家的见闻。其中《六个美国人在中国》，介绍了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卡尔逊、史迪威和马海德等6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瓷国游历记》则是艾黎几十年研究中国陶瓷的心得之作。艾黎还潜心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译著有《胡笳十八拍》、《唐宋诗选》、《李白诗歌200首》、《白居易诗选200首》等等。
艾黎一贯生活俭朴反对铺张浪费。他不追求奢华，衣着干净整洁。他很少添置衣服，马海德夫人苏菲为他亲手织的红色毛衣，他十分喜欢，一直穿着，坏了、补了，再穿。他常说中国一句俗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艾黎是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始终不曾改变，体现着他精神世界的美好与高洁。
在晚年，艾黎再次来到山丹，为了提高当地的文化环境。在山丹建立图书馆，图书馆以他的战友乔治·何克的名字命名。为了让图书馆的书更充实更丰富，他每个月都拿出一部分工资，到西单和王府井大书店里购书寄到山丹，因此他的日子有时候过得非常紧巴。有一次，有25位美国人来采访他，他想接待好这些客人，可当时，他手里只有5块钱。有人提议买点糖果，艾黎说，这些人不喜欢吃糖，后来，他就用5块钱买了一些好的和差的点心和饼干，混合在一起，凑了一大盘，算是完成了这次简单的接待。
1987年4月21日，为纪念艾黎来华工作60周年，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开学，后更名为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1987年12月2日，艾黎老人90周岁生日，辞去培黎学校名誉校长的职务，他提议习仲勋同志担任名誉校长职务。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亲笔复信学校，同意担任山丹培黎学校名誉校长。习仲勋同志直到去世，共担任了14年的名誉校长。
艾黎对山丹有着深厚的感情。晚年决定，将收藏的3700多件珍贵文物，全部捐给了第二故乡山丹县。艾黎留下了这样的遗嘱：“遗体火化后，将我的骨灰先放一放，待有人顺路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的原野上，不要举行仪式，一切瞻仰遗体、给遗体穿上好衣服再火化、举行追悼会等对于后人费时花钱的做法应当破除，花圈也不要送。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艾黎于1987年12月27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全部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1988年，艾黎的骨灰一半撒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山丹四坝滩上，当地政府和人民不忍将全部骨灰撒去，为了纪念艾黎老人，又将另一半骨灰安放在山丹河畔的艾黎与何克陵园。
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因此曾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习仲勋等的亲切会见。
艾黎在中国和新西兰获得了多种荣誉，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曾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在85岁和88岁寿辰时分别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授予他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近年，介绍艾黎生平的传记和记录片、电视片在中国与新西兰陆续发行和放映。
在华60年里，艾黎始终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他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创新精神，将成为我们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
忠骨不枯，万古长存。这位埋骨异国他乡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将世代令后人追缅怀念。
后续更多关于路易艾黎的报道，请关注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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