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古武水蕴涵博爱，上善若水，慈母般孕育着湘西儿女，生生不息。
穿越浩瀚历史长河，20万年前，湘西先民捷足先登在武溪建造家园开启“㵲水文化”，多元文化接踵而至在此交融，多彩文脉在此激荡，如史诗般风生水起，历久弥坚，渊深厚重，浸透血脉，融入灵魂，催生古老智慧。
古往今来，勤劳淳朴、勇敢智慧的湘西人开山劈石，就地取材，依山傍水，修筑起一座又一座城堡、边墙、古寨等古建筑、古遗址、古遗存，沉淀厚积交织成一条浩荡的文脉。
二
武水，20万年前湘西先祖的家园乐园。
这里有史前文化遗址为证。史前文化遗址从出口到源头都有分布。武水流入沅水口的武溪镇(原上堡乡白沙村台地)6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点，先后发掘出砍斫器、刮削器、石锤等各类打制石器100余件。其中，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袁家荣主持武溪镇田溪口、岩坪、灰窑等发掘工作后，将其定位为旧石器“㵲水文化群”，距今约20万年。文物普查发现遗址上还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言而喻，湘西先民远古就扎根武水开辟鸿蒙、繁衍生息。
汉代，武溪镇境域为武阳乡。唐武德二年(619年)，始建卢溪县，天宝元年(742年)改辰州为辰州卢溪郡，卢溪县治所迁往洗溪口，清顺治六年(1649年)改卢溪县为泸溪县。自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县治所迁至沅水武水交汇处的武溪镇楠木洲，直至修建五强溪水电站县城才搬迁。
武溪逆水而上，新石器时代遗迹点分布达8处，其中，泸溪洗溪(4处)、潭溪、吉首河溪、肖家坪(吉首大田湾汽车城)、乾州古城(万溶江乾州火车站)、凤凰官庄等。
泸溪下湾遗址属于沅水流域距今78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高庙文化，除发掘出土三根穿孔鱼刺针外，还有贝类外壳(以田螺、蚌类为多，又称螺壳堆积层)文化堆积层等标志，一般厚度5米以上，最厚达7米，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蚌器及玉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其中陶器具有图像化装饰等显著特征，以“太阳”、“神兽”、“神鸟”甚至“神像”等为主，图像大多比较抽象，图案具有等分、对称等特点。除了新石器时代遗存外，还发现商代、战国至两汉时期以及宋至明清时期等遗存。这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湘西先民走在前的史证案例。7800年前湘西先民已揖别草昧，进入群居集体生产生活时代，把田螺作主食。吉首河溪、凤凰官庄都发现有高庙文化遗址(下湾遗址)螺壳堆积层遗存，说明河溪、官庄遗址时代与高庙文化同期，潭溪、洗溪、乾州遗迹未见类似螺壳堆积层，专家推测比高庙文化要晚。
吉首河溪教场遗址文化层堆积厚，文化序列延续长，自新石器时代、汉代至明清时代连续堆积，晚期文化叠压早期文化遗址，历时5000－7000多年，整个武陵山区少见。与沅水酉水流域里耶、窑头山、浦市下湾、四方城等遗址一样具有不同时期文化延续叠加特征。保靖四方城遗址涵盖见证了酉水流域古代文明全过程，始建于战国，历经秦汉两晋、唐朝，至于宋朝，历时1600多年，一个完整的封建时代城市考古标本。沅陵窑头山遗址延续至汉代，古城遗址位于沅陵镇黔中郡村(原窑头村)，始建于战国，废弃于西汉，历时500年左右，有大规模战国古墓群，2000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窑头古城古墓群进行科学勘探，发现其磨盘山古墓比长沙马王堆规模要大。换句话说，自古以来河溪都是宜居宜业风水宝地，从未被世人遗弃。
遗址位于河溪镇东北峒河(武水)与沱江(武水支流)交汇处两岸。考古发现出土磨制石斧、石刀、石球等石器，还有兽骨制作针、凿、锥等生活器具，尚有釜、盘、罐、钵、支座等各种陶瓷。发现田螺壳文化堆积层，判断与泸溪浦市下湾遗址(高庙文化)处于同期。推断当时武水处于典型亚热带生态，鱼类、田螺、贝类等水生软体生物丰富，繁殖迅速，两岸山中犀、鹿、野猪、野山羊、竹鼠、山鸡等野生动物时常出没，先民过着狩猎捕渔、砍伐采摘群居生活，并把田螺及野生动物等作为主食煮熟食用。总之，河溪史前先民生产生活文明进步与下湾一样是走在前的。
战国古墓群呈多点分布，仅凤凰筸子坪一带就有10多处战国汉代遗址和古墓群，张吉怀高铁线为此而改线。考古发掘泸溪、凤凰等地战国古墓，出土大量虎钮錞于等楚文化文物。《太平御览》卷171引《十道志》：“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龙京沙老师根据沅水酉水数千座战国古墓出土东汉两面图纹砖文物分布情况得出一个判断：战国两汉时期文化影响范围沅水上至浦市、酉水上至里耶，再向上游考古未发现战国两汉时期文物。
吉首商代遗址沿峒河和万溶江分布，即向阳坪(州电力局)、肖家坪(大田湾区汽车城)，乱岩滩(矮寨镇加油站)等遗址，主要出土大方格纹、篦麻纹等陶瓷文物。
武水，沅水中上游高庙文化的核心地带，南方文明进步的一方热土，历史上楚人、秦人、濮人、巴人、苗蛮大迁徙的目的地或中转站。苗文化、楚文化、濮文化、秦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碰撞杂糅，潜移默化融入当地土著高庙文化传承发展形成湘西文化。其中苗族文化是不断迁徙传承的文化，自战国至秦汉时期，苗族祖先从洞庭湖沿沅水武水酉水迁徙到湘西定居至今。湘西苗族《古老话》：“沿着峒溪，理着峒河；出自泸溪，起从辰溪；上来河溪，来到潭溪；沿河上到乾州，沿江上到吉首”。湘西文化包容兼蓄、厚重雄浑，是中华文化地域活标本。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好的历史诠释，更是湘西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发展典范。
三
古遗址遗迹见证唐朝、五代十国、宋朝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体制变革。
历史上永顺、保靖土司、长官司政权和风凰长官司政权在湘西留下许多遗存。所谓土司制度，始于唐朝“羁縻制度”，成于宋朝，盛于明朝，溃于清朝代，终于20世纪初。途中，元朝又将土司改作长官司，全称为“蛮夷长官司”。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和溪州铜柱见证了刺史、土司、长官司及改土归流等制度。湘西境内设有永顺、保靖、风凰五寨等长官司。
元明时期建置五寨长官司，在凤凰古城夯筑土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移麻阳镇筸参将进驻五寨，始建砖城，筑建城防工程。明、清沿元旧称，为土官世袭地方政权。五代十国、宋朝，湘西地区沿袭土司制度。所谓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902年—979年)合称，一段国家大分裂历史时期。史学家将中原地区之外的前蜀、后蜀、南吴(杨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马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称之十国。康王赵构1127年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南宋，1279年爆发崖山海战，南宋朝廷终结。
历史上，宋朝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多变，湘西南宋时期历史文化遗存可为佐证。南宋时期，中央朝廷对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大变革，在湘西设置过常丰、卢阳、招谕、渭阳等四县，后改“渭阳县”为“招谕县”。“招谕县”是遵照皇帝谕旨而建的，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空前绝后，但历史资料匮乏。唐朝招谕县历时55年，宋代置招谕县93年，唐宋两代设招谕县时间加起来不过153年之久(还有张吉长《麻阳之由来》云“招谕县”历时三百二十九年之说)。《唐书·地理志》载：“招谕县，属锦州，垂拱三年(687)置。”《旧唐书》卷四十：“唐天宝元年(742)改锦州为卢阳郡(治所在麻阳郭公坪乡杜庄村)，治卢阳县(麻阳)、领卢阳、招谕、渭阳、常丰四县，垂拱三年与锦州同置。唐乾元元年(758)复锦州。”《凤凰县民族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改渭阳县(凤凰县)为招谕县。”《宋史》卷八十八：“太平兴国七年，置招谕县(隶辰州)，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废招谕县，复置麻阳县。”
四
黄丝桥古城，我国保存最完整的石头城堡之一。
始建于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1335岁。古为屯兵之所，历代统治者防止西部苗民生衅的前哨阵地。
古城堡为青石结构建筑，城墙高5.6米，厚2.9米，宽2.4米，占地2900平方米，石材采用500公斤至1吨重的石灰岩青光石，砌筑时以糯米稀饭拌合石灰砌浆灌缝，致使百米城墙浑然一体，坚固牢实。古城堡设计建设“和育门”、“实成门”、“日光门”三个城门，每座城门都是高十余米的清式风格歇山式城楼。凤凰黄丝桥古城与唐朝武则天有渊源，武则天被选中进京之时曾在此歇脚过，古城堡里的御花园，据说是武则天当年下令所建。
五
凤凰木江坪塘冲团上宋代古遗址重启揭秘“招谕”之问。
根据今年龙京沙老师带领凤凰文物团队进行调查勘探发掘情况，初步认定团上遗址始建于宋代，废于明末清初，与宋代“招谕”古城有较深渊源。已发现出土完整城墙断垣400多米，南门、北门遗迹，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城堡外还发现古墓群。出土的大量板瓦碎片(官方造)及楔形砖，宋代最多，器具有碗、罐、盘、杯、执壶、雷缽等，明代可修复器较少。宋代陶瓷碗碗底内底为葵纹、莲花纹模压，碗内为卷草纹、蜻蜓纹图案。经考证部分瓷器为怀化会同高椅民窑烧制。出土的陶瓷碗内底烧制“太”字代表何意有待考证。陶瓷上烧制的字一般为朝代年份、工号或窑号，比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有唐代邛窑瓷碗底“太”字瓷器。古城墙遗址还发现拱形城门“楔形火土砖”，“楔形砖”发现对古城堡具有重要意义。遗址还出土铜手镯、铜珠以及大量动物骨骼(牛、鹿、羊、野猪等)。
团上附近柏林村有一个自古以来就叫“招谕”的自然寨。遗址与古官道相连，附近古官道下连泸溪浦市，上通官庄、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沈从文曾从沱江水路和古官道往返凤凰。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在团上曾建有别墅，陈渠珍曾于此驻军，寨中至今尚有陈渠珍种植的古茶树古茶园。团上遗址沱江对岸屯坳井寨，近期发现明代板瓦等文物。如果进一步考证认定其为“招谕”古城遗址，可填补宋代历史建制县治所遗址空白。
六
南方长城，古代中央王朝统治南方边远少数民族的历史印记。
南方长城(South-Great Wall)，又称苗疆边墙，古代军事防御工程。“苗疆”出现于明清时期，泛指湘黔边区以“三山”(腊尔山、雷公山、月亮山)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
凤凰县苗疆边墙构成的区域性防御体系是中国南方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功能最齐全的明清时期军事遗存。“苗疆边墙”南自凤凰县阿拉营镇亭子关，贯穿凤凰全境，北至保靖印山台，延绵 190 余公里。苗疆边墙各类相关遗存达1100余处，呈环状分布于凤凰、吉首、泸溪、古丈、保靖、花垣六县市，主要由边墙、镇城、营汛、屯堡、碉楼、古道、哨卡等构成。据文旅部门不完全统计，湘西境内现存墙体88 段，营汛遗址60 处，屯堡26处，关卡20 处，碉楼335 处， 古道19 条，古堡寨9 处，古城址2 处，城堡2 处，石碑5 通，题刻1 处，龙窑3 处。
明清几次大的苗民起义助推了苗疆边墙拓展。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以腊尔山为中心爆发湖贵川(湘黔川)三省边区苗民起义，持续长达14年，起义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引起明王朝对苗疆高度重视，增设三藩总督和12哨，驻兵万人戍守。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始筑边墙70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上起王会营、下至镇溪修建边墙300多里，天启三年(1622年)镇溪至喜鹊营添筑土墙60余里。清亁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苗民吴八月、石柳邓、石三保、吴天半“合款”率众发起湘西、黔东北苗民起义，参与民众30余万人，持续12年，此次起义促使朝廷对苗疆军事管控升级，修复边墙(南方长城)150余里，碉堡、哨卡1100余座，挑习屯练8000余人。
南方长城，中国历史上浩大的古建筑工程之一。大大小小的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等建筑体约1300余座，其中凤凰县境内800余座，主要用于屯兵、防御。特别是拉毫古堡寨，明洪武年间的军事屯堡，中国古代军队屯垦制度的活标本。当时驻兵4000-5000人，最多达7000人左右。
南方长城，国家意志的象征，明清王朝对南方边远少数民族征服统治历史印记，代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价值和意义。绵延曲折的“苗疆边墙”，串起了凤凰诸多历史遗迹，诸如，始建于唐垂拱三年至今保存完好的黄丝桥古城(唐代渭阳县)和招谕县遗址，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至今保存完好的舒家塘古堡寨，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凤凰古城，始建于明宣德年间的新茶田古军事贸易遗址等。
七
乾州古城，我国古城建筑艺术瑰宝中的地标。源远流长，古属五溪蛮地，现为湘西州府城中城。
古城万溶江、天星河二水绕洲，三陆横陈，状如乾卦，此乃“乾州”由来。1938年，沈从文在《湘西·记乾城》：“乾城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很整齐干净，且出了几个近三十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
古城附近新旧石器时期和夏商时期遗址，见证数千年前湘西先祖就在此过着原始社会集体群居狩猎生活。后来楚人、秦人、濮人、巴人、苗蛮大迁徙与土著先民融合，外来多元文化叠加，经济社会活跃，水上通道驿道激活，秦汉时期成为重要码头和驿站。唐宋元明清时期，乾州古城因水利舟楫之便逐渐成为苗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人称千里苗疆巨镇。“三千烟户，八百兵房。”乾州作为千里苗疆、南方长城上的重要节点，曾被视为全楚西南保障，其军事文化功能鲜明。
乾州古城建筑设计与黄丝桥古城、南方长城如出一辙，由青石、糯米、石灰砌筑而成。正如：“青石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码口搭接线缝好，千秋永固乾州城”。也有“拱极门”、“迎恩门”、“通济门”三座城门。北城门称拱极门，高22米，宽40.2米，整体雄伟坚固、气势恢宏，东门名迎恩门，南门叫通济门。南门外还有一座月城(耳城)，耳城一面临水、三面开门，东门西门，北门与古城南门合二为一，“品”字形分布，百姓俗称“三门开”。独具匠心的“三门开”设计，布局科学，风格奇特，造型壮观。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功能与特定地形和谐共建共生的建筑典范，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极具观赏价值。正如《苗竹枝词》：“垒石成城雉堞低，背依山岭面二潕溪。溪山尽让乾州好，揽辔登临路欲迷”。
乾州文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占地4887平方米，由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棂星门、崇圣词等建筑组成，湘西古建筑群佼佼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乾州，女部分校就在此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劳安女士曾在女部分校就学。
八
凤凰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凤凰古属五溪楚地，地处苗疆腹地。历史上南方边陲和民族融合地区的军事重镇。
凤凰古城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于县治所建设。沈从文在《凤凰》描述：“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有一个小小城市”，但在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眼里却是中国最美丽小县城。
作为城池凤凰县始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建城历史可追溯到唐代修土围城堡，北宋宋神宗开疆拓土至江南后设置经制五寨。古城堡始建于明朝，俗称北门城楼。元明时期建置五寨长官司治所，夯筑土城。
明嘉靖年间从麻阳移镇竿参将驻防，清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将土城建筑改建为砖城，筑建垣墉高厚、外耸瞻望城墙，建设四座城门城楼。
清朝先后设置凤凰厅、镇竿镇辰沅永靖兵备道治所，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将砖城改造成石头城，北门定名为“壁辉门”，东门和北门古城楼尚在。
凤凰石头古城是红色砂岩，与黄丝桥古城、乾州古城青石不同，但都是千里苗疆边墙、南方长城坚不可摧的城池。古城明清时代特色民居120多栋，各种庙祠馆阁30多座，城内200多条青石板街道、江边木结构吊脚楼，以及朝阳宫、杨家祠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天王庙、大成殿、万寿宫等建筑彰显古色古香。其中，万寿宫始建于明末清初，规模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设计精巧独特，雕琢玲珑剔透的建筑群落。清咸丰四年(1854年)江西人杨泗在西侧建遐昌阁，民国十七年(1928年)大门北侧建阳楼。
古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浓烈物华天宝，人才辈出，钟灵毓秀，名流名人灿若繁星。诸如，田心恕、陈渠珍、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等。
九
老卫城遗址，中原王朝管控土司、长官司的军事城堡。
永顺老司城是湘西土著居民自治的土司治所，老卫城则为中原王朝控制土司和苗民等少数民族设置的军事设施。始建于南宋时期，废弃于明代早期。老卫城即崇山卫，位于花垣县吉卫镇西1500米处，系土城，依地势走向筑土城，墙基宽10-14米，顶宽3米，残高4-10米，城壕系人工挖造，所取土均用以夯筑城墙。古城近长方形，面积55万平方米，依地势开东(砖门楼)、西(木门楼)、南(不详)、北(砖门楼)四门，门楼均毁。古城分设居住区、衙署区和墓葬区，建设有“洗马池”、“跑马场”、“荷花池”。
老卫古城遗址，又称夜郎坪，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改夜郎坪设崇山卫，目前是湘西保存较好、面积最大的土城之一。
新寨古窑址，一座明代早期窑址，位于老卫城东北约2公里的新寨村，窑床顺山势向西倾斜。现场勘探与解剖情况分析，初步确定为明代早期专门烧造生活器皿青花瓷的作坊与窑场，发现碗、缽、盘、壶、罐、杯等器形700余件，器形多饰卷草、山水、动物图案。明代龙窑发现填补了湘西州历史上生产青花瓷的空白。老卫城遗址和新寨古窑址都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具有较高科考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十
武水蕴藏于武陵山深处的远古文化基因库。
有形遗迹遗存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业态并存，点多面广，丰富多彩，堆珍叠玉，传承久远。湘西州是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窗口。据不完全统计，湘西州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44处，其中全国重点14处，省级63处。全州尚未核定为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1002处，其中武水流域泸溪、吉首、凤凰、花垣、保靖、古丈等县近700余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近20个，中国传统村落110余个，8个革命老区县市，永顺、龙山、保靖、泸溪4县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总体规划。湘西州处于全国传统村落密集分布中心，传统村落占湖南26%，全国市州排名第四。
沅水武水酉水古为黄金水道，南方陆地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古驿道栈道与武水相伴相随相交。泸溪高山坪古驿道连接沅水浦市古码头，直通凤凰古城和苗疆边墙，通过军事要冲麒麟屯古城堡、新茶田古军事贸易遗址，对接黔东南古驿道。
十一
山水传奇的武水，文化基因远古多样，文化底蕴多元厚重，中国文明进步的地标符号星罗棋布。
森林是武水恒古穿戴的绿衣绿装，风雨雷电、冰天雪地、飞禽走兽、洪荒天灾是武水的“常客”，人类才是武水乐园的“主人”，万古遗迹遗存就是见证者。
自从有了人类，远古武水生机盎然。一处处不同时代遗址遗存、一座座古城名镇、一段段苗疆边墙、一缕缕馥郁书香、一条条古驿道、数以千计传统古村落古苗寨，这都是湘西先民的杰作，更是古风古韵的历史根脉和人文精神地标符号。
武水，最美最具乡愁记忆的苗族、土家族原乡群落代名词。
(作者单位：湘西州人大常委会)
长沙：高校失火大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