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傅胜龙的解释，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依靠政府推动、政策支持，具有资本、技术、管理和体制优势的民营资本，以生产要素互换为基础，自行融资开发县域城镇基础设施，以市场化经营城市为手段，主动承担风险，通过项目运作实现资本增值，从而达到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的互利共赢。

    具体地说，首先，离不开和谐的政企关系，靠政府支持推动项目。县域城镇建设涉及到旧房拆迁、土地征用、施工管理等环节，有较大的难度。大汉集团在湖南双峰、溆浦等县投资建设的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没有这个前提，能开发如此多的项目简直无法想象。”

    其次，重视科学的建设规划，靠大手笔设计项目。傅胜龙说，经过多年发展，大汉集团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具备了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同时，他还认为这种投资也蕴含商机，建成后的城镇基础设施虽然是社会公益性项目，但它却是决定周边房地产价值大小的基本因素。

    因此，大汉集团进入任何一个开发地点，首先都在根据当地城镇规划的总体要求，聘请国内外高水平的设计单位和设计师进行设计，并对基础设施工程与房地产的功能与美观进行全盘考虑。（如在溆浦县城和邵东县城的开发中，他们聘请了知名的加拿大沃尔斯设计公司，这在中西部县城建设中当属少见。）

    再次，植入先进的运营思路，靠高品位培育项目。大汉集团非常尊重当地的人文风俗习惯，尽量使开发理念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同时，在详细调查之后，还注意严格把握房屋建筑的档次，不超出当地居民购买能力的极限。这种针对性很强的运营模式，贯穿到了整个项目的开发，效益明显也深受当地民众欢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汉集团非常重视企业品牌文化建设，并依靠社会责任拓展项目。傅胜龙有一个宗旨，即把企业办成员工“事业的舞台、增智的学校、生活的乐园”，既遵循“纳贤、守信、勤奋、俭朴”的经营理念，更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干大事、流大汗、成大业”的企业精神。大汉集团对所有的骨干人员，给舞台、给股份、给文化、给团队。

    傅胜龙多次和记者谈及企业必须用文化来管理，以文化来凝聚人心。实践中，他始终强调“个人价值企业化，企业价值社会化”，坚持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领导企业，坚持使企业发展同社会发展相一致，坚持“资本=责任，业绩=财富”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责任文化和业绩文化成为了企业发展的活力之源。

    最后，得益于超前的战略思维。在大汉集团的战略发展中，就是要把资本逐渐投向县域城镇开发建设中。“中国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县域城镇，都聚集和沉淀着巨大的资源与资本，犹如一个个巨大的‘钱柜子’，关键是要找到一把钥匙打开它。在某种意义上，这把金钥匙就是通过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县域城镇化。”

    当然，这种投资也充满风险。傅胜龙坦言，没有一种责任，没有一定恒心，没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者团队，缺乏资金和政策连续性支持，确实很难。更何况当前中国县域乡镇的市场环境相对落后，企业真正要收回投资效益，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大汉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城镇化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促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和政策因素等制约，许多县域经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而基础建设较为落后且政府投入资金短缺则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大汉模式”无疑为破解这些难题做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调研组的专家们认为，大汉集团在进入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过程中，不但增加了县域城镇基础设施的供给，加快了县域城镇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且扩大了就业，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繁荣了市场，改善了城镇居民生活条件。

    同时，“大汉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参与县域城镇化的路径，突破了民营资本参与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开发的常规渠道，以“先舍后得”的理念，通过“资源补偿+城市运营”的路径进入县域城镇，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民营资本推动县域城镇化提供了示范，并开创了一条政府、企业、社会等共赢的发展道路。

    专家们还认为，“大汉模式”充分发挥了民营资本参与县域城镇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并为弥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作了有效探索。在具体的过程中，还革新了政府筹措县域城镇基础建设资金的方式，大大促进了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履行职能。

    傅胜龙他告诉中新社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些该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虽遇到过不少困难，但在他看来，都是对人的恒心和毅力的考验。“20年内要为100个城镇建设做出质的贡献，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湖南省统计局民调中心主任梁乃文对本文亦有贡献）